我躺在病床上，八十年的記憶在眼前閃過，最后停在一張蒼白的臉上。

靳秉文，我名義上的丈夫。

四十五歲那年，他躺在病床上命不久矣，費力地抓住我的手，聲音嘶啞。

“最后一次叫你老婆了。”

他每說一個字都很吃力，眼睛卻亮得異常，好似帶著一種執(zhí)念。

“這輩子我唯一對不起的就是薇兒，我要下去找她了，求你成全，把我們葬在一起吧。”

我們相敬如賓二十多年，他的臨終托付，卻是為了另一個女人。

心口發(fā)冷，但更多的是麻木的疲憊，我看著他愧疚的眼，只是平靜地點頭：“好。”

他如釋重負地閉上眼，再也沒睜開。

他如愿和他的白月光青梅伊薇葬在了一起。

我則守著我們共同打下的偌大家業(yè)，悉心教導兒子，直到他能獨當一面，穩(wěn)穩(wěn)接掌公司。

五十歲后，我才真正開始為自己而活。

阿爾卑斯，撒哈拉，地中海，尼羅河…五十歲到八十歲的這三十年，無拘無